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摄影报道 海报设计 郭可馨
4月15日，四川省遂宁大英县回马镇综治中心。冉体兰坐在工位上，手边放着一本翻得有些旧了的《民事纠纷案例评析》。
“我没什么文化，嘴也笨，多看点多学点。”见记者注意到那本书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书页，“就怕事情处理不好，办砸了，心里总觉得亏欠人家。”
她是冉体兰。是那个2022年在回马镇临园大道冲上去救下两岁男童而失去左臂的“英雄妈妈”，是站上过人民大会堂领奖台的“全国道德模范”。可卸下光环，她也曾一个人坐在家里，望着门口，不知道明天该往哪儿走。
如今，她坐在这间调解中心的工位上，成了一名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、专管邻里鸡毛蒜皮的基层工作者。
这一次转身，比聚光灯下的荣光，更沉重，也更踏实。
冉体兰在大英县回马镇综治中心
新岗位，新生活
“工作日早上9点到12点，下午2点到5点半。”冉体兰算着时间，“一天下来，也有六七个小时呆在这儿。”
2024年，“冉体兰调解工作室”在镇上的综治中心挂了牌。到了去年4月，她便成了这里的常驻一员。
“刚开始是真不习惯。”她话说得慢，像从记忆深处一点点往外掏，“没读过多少书，就怕事儿办不了。给领导办不好，给老百姓也办不好，总觉得自己占着位置没干事。”
那种不安藏不住。
刚来时，见到来访群众不知道怎么开口，见到同事害怕喊错称呼，连工作流程都不知道该从哪儿问起。“心里头，压力大得很。”
可冉体兰有股子朴素的拧劲儿：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白拿这份工资。
于是，这个自称“嘴巴不会说、反应也慢”的农家女人，开始翻起了专业书。《民事纠纷案例评析》是她从中心书架上特意找来的，没人时就翻两页，看不懂的就硬往脑子里记。
“本来就是半路出家，再不学点，话都说不到点子上。”她的方言里带着一种执拗，“脑子里有点印象，总归要好些。”
问她管用吗，她答得干脆：“肯定噻。”
2024年底的冉体兰
“鸡毛蒜皮里的江湖”
回马镇逢三六九赶场，人一多，调解中心也跟着热闹起来。
问她矛盾多不多，她想了想：“有是有，不过在你们看来，怕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。”
但鸡毛蒜皮里，也有它的江湖。邻里斗嘴、田边地角的争执、婆媳置气——这些事看着小，可一旦积下来，就成了大疙瘩。
当然，也有大阵仗的时候。
“几十号人涌过来说一个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，办公室全是人。我就负责登记、安抚、传话。”冉体兰说，“后来政府出面，也很快，事情就解决了。”
面对脸红脖子粗的来访者，她的办法很朴素：“先让他把气顺了。人一静下来，就好说话，后头该登记登记，该找谁找谁。”
有时光坐着不行，还得跟着往村里跑。“镇上的同事下乡调解，我也跟着去。虽说都是小事，但一件件办下来，心里头也更有感觉。”
从坐在屋里等人，到下到村里找人，冉体兰慢慢摸到了自己的节奏。
冉体兰（右）在大英县回马镇综治中心帮忙收纳材料
“被需要”的奔头
当初设这个工作室，镇上是看重冉体兰身上的那股子感染力——同样的话，从她嘴里说出来，老百姓更听得进去，矛盾也更容易化解。
可聊着聊着，记者发现，这个地方不仅帮了别人，也填上了冉体兰心里的那道坎。
救人之后那段日子，她的生活其实并不轻松。
“丈夫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家里的买卖不好做，儿子到了成家的年纪却迟迟不谈对象，我自己也找不到合适的事做。”谈及此，冉体兰红了眼眶，她低下头，用手指抹了一下眼角。“但有了这份工作，一切好像又开始动了。”
“我也觉得自己有个目标了。有个上班的地方，人活起都要舒展些。没这个目标，天天窝在屋里，还不是对着手机发呆。”
“至少每天有个地方让我必须去，要按时起床，按时出门。”说这话时，她眼睛亮了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松快。
对她来说，这种“被需要”的感觉，比任何奖杯都来得实在。
“有一份工作，就证明自己还有一点点用处。不是光在家里白吃白住，能减轻一分是一分，心里就踏实一分。”
这一年，冉体兰也一直在努力“跟上去”。
“我就盼着有事做，有事我就跟着跑，多学一点算一点。”冉体兰说，她不想要被照顾，不想要被特殊对待，只想像个普通人一样，证明自己能做事、能做成事。
在她看来，这份工的意义早就超过了每月的工资。“现在生活有奔头了，每天按时起来，上班下班，日子总算有了规律。”
“那些没去看的证书”
聊起荣誉，冉体兰摆了摆手。
“奖状证书啊，满满两抽屉总有的，具体多少我也没数过。”
冉体兰参加“挚手擎天·大爱遂宁”全国道德模范冉体兰事迹巡回宣讲活动。遂宁市委宣传部供图
全国道德模范的证书、三八红旗手的奖杯、大大小小的表彰文件——在旁人眼里重若千钧的东西，被她收进抽屉，再没怎么翻过。
“那些事，过去就过去了，老想着干嘛。”她顿了顿，说起那个被救的孩子，“在街上碰见，我也跟大家说，别提那件事了。娃娃还小，不能让他背着压力长大，好好读书过日子最要紧。”
比起过去的荣光，她更在意眼前的真问题。八十多的老母亲住了院，丈夫两头跑照顾不过来；儿子的事悬在心上，她急，又不敢催。
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了。
“我现在是想通了。儿女健康就好，我自己有份事做，能给家里分担一点是一点。只要哪里要我，我都愿意去，我都做得了。”
声音不大，却稳稳当当。
问她往后有什么计划，她摇摇头：“没啥计划，放假了就在家帮帮忙，看看女儿，陪陪老人。”
最远去过北京，但每次都是领完奖就匆匆往回赶。最大的遗憾，是没去天安门看一次升旗。
“不晓得要预约嘛。”她笑了笑，“等儿子结了婚，家里事都安顿好了，等我真退了休，或许有机会去看看。”
但眼下，最要紧的是把班上好，把眼下的日子过好。
2024年底冉体兰挥手向来访者告别
记者手记：
四年光景，冉体兰完成了一次静默的转身。
她不再只是那个被定格在新闻里的“救人英雄”，而是一个每天按时到岗、翻着专业书、耐心听着东家长西家短的基层工作者。
这间小小的工作室，她给了它温度，它也给了她支点。
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双向奔赴”——当一个人被需要的时候，她也在那份需要里，重新认出了自己。
冉体兰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续集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平常。可正是这份平常，比任何高光时刻都更有韧劲。
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。找到它，本身便是一种救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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